农村毕业论文 第1篇
一代新型农民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践中成长起来。城镇化是我国亟待解决而长期以来又没有得到认真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国目前依然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加快，到2000年城镇化率已经上升到36%，但仍然滞后于工业化的进程，并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根据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经验，我国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第一，推进城镇化进程，能有效促进第三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现出来，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在工业化后期会超过第二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日益要求第三产业提供日益增长的社会劳务服务。只有城镇化才能有效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二，推进城镇化进程，是加快实现工业化的必然要求。工业化需要集聚状态，只有人类活动集中，才能降低工业生产的成本，才能产生集聚效应。因此，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要求。离开了城镇化，工业化的效率就会降低；离开了工业化，城镇化就会失去动力。第三，推进城镇化进程，能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新动力。农民集聚到城镇后，会对建筑业、服务业的发展形成有效拉动。他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带来商品性消费上升，能有效增加市场需求，拉动内需，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第四，推进城镇化进程，是解决“三农”问题最有效的途径。我国人口大多数在农村，农业人口拥有的资源很少，单位土地的产出率、种植业的增长空间都很有限。农民要致富，唯一出路就是降低农业人口，增加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数量，增加农民新的收入来源。加快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一方面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收入可以提高，另一方面留在村里的劳动力的产值也会提高，收入也可以增加。这是解决“三农”问题最有效、最根本的途径。第五，推进城镇化进程，必须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成为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现实途径和重要载体。_早就强调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也曾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一个重大战略，是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
第一，必须对弊端丛生的农村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理顺农村基层_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管理体制曾多次变更。在“”号角声中形成的、存在时间比较长的一种农村管理体制就是政社合一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的分级管理体制。这种体制适应了当时计划经济的需要，但却严重地脱离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制约和阻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取消了这一体制，在农村建立了区、乡、镇等_机构和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期间又几经变革，逐步演进到目前的“县—乡（镇）—村委会”结构。目前这种农村管理体制可以说基本适应了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需要，但仍存在诸多弊端：首先，目前的乡镇机构基本上都是几经合并而来的，乡镇数目虽减少了，但“吃皇粮”的人员却并未真正减少，有的地方还有所增加，因此，农民的负担并未从根本上减轻；其次，乡镇级别虽低，但机构庞杂，除了设置多个办公室之外，还有所谓的“七所八站”，无形中助长了现象的滋生，并进一步发展为权力腐败；再次，乡镇_和县级_之间的管理权限没有真正理顺，即所谓“条条”和“块块”的关系不清晰，使乡镇管理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最后，乡镇的主要领导大多是从县里各机构抽调、委派下去的，他们很多人不能真正安下心来工作，全心全意地为农民服务，而只是把下派当作进一步高升的跳板。由此可见，目前的农村管理体制仍然是弊端丛生，使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民主政治的发展负重难行。因此，深化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理顺农村基层_之间的关系已势在必行。首先，必须通过市场机制转移一部分吃乡镇财政的人员，使其充分发挥自己的一己之长。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可采取大量优惠政策，如低息贷款、税收减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等措施，鼓励乡镇机关人员从事第三产业或直接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等，还可由政府安排一些人直接从事基础教育工作，以缓解农村教师不足的压力；其次，必须大力精简县区和乡镇机构，职能相似的尽量合并掉，可要可不要的全部撤消，不必强调和上面机构保持一致。另外，人口较少的县市区和乡镇也可考虑合并掉，以减少财政负担和管理成本；再次，理顺县区和乡镇的关系，按照权力下放、便于管理的原则，尽可能将大部分职能部门放到乡镇一级来管理；最后，县区和乡镇一级的主要领导可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实行公开竞选。可以说，农村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它不仅涉及到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且直接推动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民主政治的发展，因为这项改革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三，必须彻底改革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破除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藩篱。社会文明应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城市政治文明和农村政治文明应同步发展。但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却人为地分割了农村和城市的紧密联系，使农村文明建设和城市文明建设二者分离、无法融合，严重地影响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良性发展。我国当前的户籍管理现状是：把全社会人员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农业户口人员只有通过升学、参军或招工等途径才有可能转为非农业户口，这实际上把人们分成了两个不同类别的社会人群，无形中造成了对农民这一群体的歧视。即便农民进城务工（即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在子女入学、就业、置业、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仍受到和城市人口完全不同的待遇。因此，从社会主义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出发来看，这一制度是十分不合理的；从经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不利于形成统一的市场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本来就已处境极为不利的农村，在二元户籍制度的作用下，其发展的空间就更为狭窄，无法迈进城市文明的轨道和融入到整个社会文明的大氛围中去，最后就只能独立前行，这就使得农村政治文明的发展同城市政治文明发展相比，显得更为艰难。事实上，很多西方国家都是把农村文明融入到城市文明，把农业发展融入到工业发展的轨道上，才跨进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的国家行列中去的。因此，对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已到了砸破坚冰的时候了。尽管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进行了很多年，但依然是负重推进，像很多阻碍经济发展和文明建设的东西，如官本位现象、人事档案制度、职务终身制等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可以说，这些现象的存在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都是极大的阻力。笔者认为，无论怎样对户籍制度作修补式的改革，都不如彻底取消这一完全不合理的制度更能推动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推动农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取消户籍制度之后，_门完全可以通过健全和完善公民身份证制度以及其他相关配套措施来管理好社会秩序。第三，必须切实推进农村法制建设，营造良好的农村法治环境。民主和法制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因为真正的法治是以民主为核心的，同样道理，没有法治也就没有民主，因为离开了法治，民主也不可能维持长久。_曾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不能只一般性地承认农民当家作主的原则，而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机制将农民的政治权利具体化。现在农村中普遍存在着重义务、轻权利，重感情、轻法治，重义气、轻规范等现象，不少农村地区的管理方式是家族式的、宗姓式的、野蛮式的，由此而引发了不少违法犯罪现象。造成这种现状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历史传统中重人治、轻法治的积淀传承所致，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较低，加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使得农村法治环境缺失、法治观念淡薄，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为了推进农村法治的进程，首先，党和国家必须加快法治建设的步伐，各级司法机关必须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次，必须大力加强农民的法治观念教育。要教育农民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切不可软弱忍让，向强权和恶势力低头，要正确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各种权利，为推进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作出贡献。第四，必须加大对非法组织打击的力度，阻断其对农村的渗透。在社会转型时期，非法组织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这个时期，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政策都带有过渡的性质，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各种非法组织便会趁机生成，在国家政策的空隙间活动，如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各种流氓集团、假借科学或宗教名义的各种迷信组织、带有性质的各种组织、带有宗族性质的地方恶势力组织等。这些组织把人员发展的重点都放到了农村，因为农民文化素质偏低，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易受蛊惑和欺骗。这些非法组织对农村的渗透，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民主政治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首先，它践踏了农民的民利，使农民陷入了一种不能自拔的境地，无形中剥夺了农民的自我意识；其次，地方性非法组织的横行，严重地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并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有的地方造成了非法组织控制地方政局的怪现象，而有的地方则出现了地方_组织与非法组织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现象；再次，非法组织使用非正常手段操纵民意和选举，使得基层民主制度形同虚设。针对非法组织对农村的渗透和对农村民主政治的践踏、破坏，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要加大打击的力度，要集中警力、重点突破，把一些危害严重、破坏力极强的黑恶势力彻底铲除，同时还要加强农村的日常治安工作，切实保障农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构筑一个健康向上、祥和文明、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切实推进农村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
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若干关系，全面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
第一，经济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对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有一段精彩的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因此，就农村经济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首先是经济建设制约着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农村生产力得不到发展，经济落后，必然导致农民民主政治意识的淡薄，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农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能填饱肚子，生活得更好一些，而不是要更多的民利；农村经济落后，也无法为农民参政议政提供各种具体设施和信息资源，如会议室布置、报纸杂志订阅、电视电脑购置等都需要资金；农村经济落后，还直接导致农村各种民主政治制度不能健全起来，如选举制度、罢免制度、监督制度等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建设，否则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其次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切实的保障。农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农村民主制度的健全，可以极大地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的主人翁责任感，进而化作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另外，农村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大农业，走向大市场等，也必须通过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才能逐步得到实现。因此，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应注意把经济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统筹规划，使二者协调发展。第二，经济发展与人口生产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过分强调“人多力量大”，未能及时控制人口生产，因而使得我国人口急剧膨胀，导致了人口压力过大的问题，同时也严重地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影响我国现代化事业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严峻的人口形势迫使我国政府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从而有力地抑制了人口过猛增长的态势。但从总体上来看，农村人口问题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并且也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是由于农村重男轻女、传宗接代思想比较严重，加之计划生育措施不力，使得超生、偷生现象较为普遍，造成很多计划外生育；二是农村人口压力逐步转变为土地压力、消费压力、发展压力、农业现代化压力，使得农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被人口增长所稀释和湮没；三是农村人口过多，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过剩，而城市目前又无力接纳这么多剩余人员，因此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影响着社会的稳定。笔者认为，农村经济发展必须考虑人口因素。要通过政策调整，逐步实现经济与人口的和谐发展。首先，要逐步改变现行的以惩治为主的计生模式，代之以奖励和惩罚相结合的模式，形成计划生育的良性运作机制；其次，用市场机制约束人口生育，使多子女家庭在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下负担显得更为沉重，从而使其他人自觉地遵循市场法则，放弃多子多福的幻想；再次，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的步伐，实现人口的规范、有序管理，从根本上杜绝超生、偷生等现象的发生。只有实现了人口与经济的和谐发展，农村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顺利推进。第三，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保护的关系。当前，很多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以牺牲、破坏环境与生态平衡为代价的。尽管这些地方获得了一时的发展，但从长远角度讲，却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经济发展破坏了环境生态，而环境生态的破坏，却反过来使经济失去了发展的后劲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等到这种灾难达到一定的极限，需要花大力气和代价来改善环境和生态的时候，无形中又阻滞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正视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协调发展。首先，必须坚持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谋求经济的发展。因为大自然是我们生活的家园、生存的支撑，保护好大自然的生态链和环境链就等于保护我们自身。农村经济完全可以通过良性循环的途径获得发展，即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区位优势，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加工业、酿酒业、食品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生态旅游业以及高技术含量产业。对于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破坏明显的工业项目，如造纸业、煤炭开采业、化工工业等，农村地区在科技水平和控污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尽量不要投产这些工业项目。其次，要在保护好环境和生态的基础上，让环境和生态反哺人类，如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为农村的招商引资工作带来机遇，提供发展的平台。因此，环境生态的保护和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关键是要正确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充分利用环境生态的优势促进地方经济持久、良性的发展。第四“，外部输血”与“内部造血”的关系。对于农村的发展，有“外部输血”、“内部造血”以及二者的结合等几种形式。笔者认为，对于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言，各地农村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不可套用一种模式，而应根据当地农村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模式选择。具体而言，对于已经发展起来、甚至达到发达水平的农村地区而言，应主要靠“内部造血”来获得新发展，因为这一农村地区的“肌体”处于丰腴状态，完全有能力实现自身“造血”；而对于落后、甚至极端贫困的农村地区而言，则必须通过“外部输血”来实现，因为这样的地区“，肌体”干瘪，无力“造血”，国家应采取财政支援的方式使之首先脱贫，解决温饱问题，然后再通过科技支农、教育支农、卫生支农、文化支农等形式使之走上致富路；对于处在中游水平、介于以上二者之间的农村地区，则可采取“外部输血”与“内部造血”相结合的方式，因为这样的地区虽具有一定的“造血”能力，但仍不够强壮，如果适时加以“外部输血”，则可使其迅速富裕起来。因此，就“外部输血”与“内部造血”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应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不可一概而论。第五，党的政治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应当说，村民自治是我们党为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农村民主政治而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它本身就是我们党发扬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体现，因此，村民自治与党的政治领导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对立，而是辩证的统一。但在具体工作和职能划分方面仍须进一步理顺关系，使二者既有所分工又融为一体。具体说来，一是，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在组织体制上要分开。村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而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二者在领导成员的产生途径上也不一样，因而二者必须在组织体制上分开，不可混淆。二是，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必须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开展工作，不可越权行事。村党组织主要管方向性的大事，如在农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负责村民思想政治工作和基层干部工作等，村民委员会主要管具体事情，如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治安等。三是，村党支部要积极支持村民委员会依法行使权力。要坚决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办事，对村里的重大问题，像经济发展规划、重要基建项目等，村党支部应会同村委会，通过调查研究，提出具体建议，力求把党组织的意见体现为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上升为村民意志。四是，村民委员会应主动接受村党支部的领导。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下的自治，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治。村民委员会对村内工作中的一些大事必须主动向村党支部报告，以得到党支部的支持。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依靠群众，把村里的日常事务工作做好。第六，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关系。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传统思想观念比较浓厚，基本上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但这种传统思想观念并不主要表现为积极的一面，而主要表现为消极、保守和落后的一面，笔者这里姑且称之为封建性的思想观念。这种现象生成的原因，一方面与农村比较落后的生产力有着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思想意识架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小农经济）之上有着直接的渊源。当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封建性思想观念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1.迷信思想。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上天预先安排好的，相信上帝和鬼神的存在等；2.崇拜意识。包括对权力的极度崇拜、对“救星”的狂热崇拜、对宗教的顶礼膜拜、对名人的追逐性崇拜等；3.平均主义观念、“大锅饭”思想。这是典型的“不患穷而患不均”的心态，即大家无论能力大小、力量强弱、贡献多少，一律平均分配，任何人都不得有差别，否则即为不公，在当前主要表现为“仇富”心态；4.家族观念、传宗接代思想。把族规看得比法律还重要，重男轻女；5.哥们儿义气。只以小圈子的利益作为做事的出发点，而不惜损害其他人的正当权益；6.奴性意识。喜欢顺从别人，而缺少独立自我意识，希望能碰到一个好主子，在其荫蔽下生活；7.帝王情结。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飞黄腾达，且拥有三妻四妾、三宫六院、衣锦还乡；8.复古思想。认为今不如昔，还不如回到过去的生活状态里为好。这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性思想观念无疑会对现代社会进步的思想意识形成极大的冲击，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它排斥了民主、自由、法治和平等的进步理念，无形地、潜意识地弱化了人们争取自由、民主和平等权利的意志和决心。如有些地方出现的“村霸”“、乡霸”等横行一方的现象，其原因就与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的存在密切相关。因此，党和政府要不断加强农村社会主义进步思想意识的宣传教育活动，用先进的理论和思想武装农民。当前要着重加强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的教育。我国宪法明确规定，_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教育农民把握好、行使好自己手中的民利，要明确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要教育农民不要有尊卑贵贱的思想意识，还要让农民树立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思想观念。另外，为了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群众还要自觉树立现代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等。只有用现代文明中蕴涵的进步的思想意识武装农民，农村的封建性落后观念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健康发展。
农村毕业论文 第2篇
（一）农村缺乏建设新农村的人才，对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的迫切需求
1.农业科技转化生产力的比率较低，导致建设新农村缺乏技术人才。
同欧美等发达国家高达80%的转化率相比，我国科技转化生产力的比率还是比较低的，还不到50%，信息向生产力的转化率有待增强，这就需要图书馆发挥自己的信息传递职能。
2.农业专家对农民的技术指导和经营培训效率低，导致建设新农村缺乏经营人才。
很多农民即使找到了好的致富项目，也会因为缺乏技术或者不懂经营而没法达到预期目标，甚至血本无归。这就需要图书馆体现自己的技术服务职能。
（二）高校图书馆为当地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同时也是其自身发展建设的需要
1.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领域在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同时得以拓展。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就需要高校图书馆依托校园网的教育资源，构建服务三农的教育平台，加强硬件建设，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信息数据库，更充分地发挥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
2.高校图书馆的馆员在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同时素质得以锻炼和提高。
高校图书馆馆员在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过程中，既需要组织文化宣传和科技培训，又需要提供专业的咨询和检索服务，使得馆员自身的能力素质在这个既是组织者又是管理者的过程中得以发展和提高。
3.高校图书馆的作用在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同时得以强化。
在当今这个信息社会中，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高校图书馆利用现代化媒体和远程教育的手段，将一些简明易懂的科技信息传播给农民，强化了其在促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中的作用。
二、高校图书馆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可行性分析
（一）高校图书馆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政策基础
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的一个内部机构，其面向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高校师生。尽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迫切需求高校图书馆所提供的服务，但高校图书馆只有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与引导下，才能统一认识，连续性的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服务。2002年2月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第二十一条规定：“有条件的高校图书馆应尽可能向社会读者和社区读者开放。”2005年12月，《_中央_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各行各业都要关心支持新农村建设，为新农村建设做出贡献。充分发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作用，加大城市经济对农村的辐射，加大城市人才、智力资源对农村的支持，加大城市科技、教育、医疗等方面对农民的服务。要形成全社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知名人士、志愿者对乡村进行结对帮扶，加强舆论宣传，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浓厚氛围。”上面的两条法规政策，既明确了高校图书馆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责任，也明确了高校图书馆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政策基础。
（二）高校图书馆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图书馆重要的社会职能是社会教育，就是说，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料是每一个合法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来进行学习和获取知识的，而为新农村建设服务正是高校图书馆社会职能的一个重要内容。
1.思想基础
目前，高校图书馆应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发展思路，就是要立足地方，发挥馆藏与技术优势，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这同时也奠定了高校图书馆为建设新农村服务的思想基础。
2.馆藏基础
高校图书馆的文献信息服务中心一般都是当地区域性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馆藏有大量的图书、电子图书、中文期刊数据库等，无论种类、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农村文化站、图书馆（室）难望其项背的。高校图书馆的丰富馆藏资源是其为建设新农村服务的物质基础。
3.技术基础
高校图书馆具有相对于农村而言非常先进和完备的技术设备。如高校图书馆都拥有网络服务器，可以24小时向读者提供网络文献信息服务，实现各类文献资料的管理的自动化。高校图书馆先进技术设备和完善的技术手段是其为建设新农村服务的技术基础。
4.人才基础
农村毕业论文 第3篇
农业毕业论文
论文关键词：
农村经济 发展 问题 对策
论文摘要：
文章首先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进行了概括，然后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针对问题，结合当前形势提出了一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建议性对策。
1 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特点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农村经济一直发展相对平稳。农村经济在多年的发展中其成果表现如下：
经济主体趋向多元化
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农户手里，一些农户开始掌握了一定的生产经营权，农户开始以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身份出现，并具有独立财产权和经营权;对于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资料和产品主要由集体控制并拥有，企业的经营计划和生产经营活动主要由集体来决定，国家对其的控制变得越来越弱;此外，农村还出现了很多私人企业和“三资”企业，它们为了实现其独立的经济利益，对行使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主权有很高的要求。
农村经济成份与产业结构逐渐转向多元和复合
经济体制在不断的改革下，农村经济原有的'自给经济逐渐转变为商品经济，农村经济原有的单一经济形式已逐渐转变为多种经济形式，单一的经济结构也变成了一体化经营的复合经济结构，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格局逐渐形成。
农村经济关系开始走向市场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来计划经济下的指令性特点逐渐消失，农村里面的生产经营活动已经逐步市场化，完全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机制、价值规律来自由调节，由市场去优化配置农业各种资源。
2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农产品质量跟不上
目前，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产品供给出现了结构性、地区性和阶段性的过剩。我国农产品产量增长趋势过快，但是由于农业科技发展滞后，人均资源匮乏，导致产品质量没有跟上，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导致大量产品处于积压状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产品的质量提高迫在眉睫，但我国对农业的科技投资存在着严重不足，导致农业技术进步受阻，从而影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对生产的投入严重不足
农村投资出现的问题，一方面是受到资金的限制，另一方面投资动力相对缺乏、缺乏优越的投资“技术”，投资引诱也严重不足。过度安逸的农村生活使得农民缺乏生存和竞争的压力，从而导致其抗风险能力不高，因此农民通过投资来进行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的动力相对缺乏。主要是由于农业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周期过长，规模较大、风险较高，而且盈利水平还相对较低，缺乏对市场资本吸引力，导致很多企业不愿意去农村投资。
农村集体经济薄弱
目前在我国，还存在着相当大比例的薄弱村集体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基础设施，这些不足严重阻碍了高速发展的农村经济，农村基础设施的滞后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由于集体经济薄弱，使党支部缺乏履行领导职能，缺少为群众提供多种服务的能力，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得不到更好地服务，因此他们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就很难得到有效的发挥，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安定因素，从而导致农村经济不能持续、稳定、全面发展。
3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
加大对农村经济投入力度
政府要采取硬性财政预算政策，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投入充足并准确到位;政府还要使农村信贷管理机制不断得到完善，加大农村信贷投入的力度，要确定好支农资金的比例和额度，并疏通供应渠道，确保资金及时到位，这样才能保证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启动。另外加大对农村商贸和农产品加工业的投入，对农产品价格改革不断深化，使得农产品价格进一步提高，使国家能更合理地安排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此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要想使农业产量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村经济就必须紧跟市场经济的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首先要使农业生产多元化，将各种农业资源进行整合并运用到农业发展中去，使各种农产品的产出得以增加。还要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需求生产各种农产品，同时还要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目前，我国许多地方的农村经济已具备了推进农业生产适度规模经营的客观条件，因此，下一步进行农村改革就是围绕市场和资源优势发展农业产业化。产业化可以帮助农产品抗御市场风险;可以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可以解决农业比较效益低的问题，从而使农业能持续发展;产业化有利于农业科技的不断推广与应用，这种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的，因此，这种产业化必然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而使农业的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得到很大的提高。
4 结论
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基础地位，随着农村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村农业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农产品质量跟不上，农业生产性投入不足，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基层党组织对农民的有效引导相对缺乏，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经济投入力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全面持续的发展。
农村毕业论文 第4篇
（一）变量检验
将CD生产函数转化为线性模型，能够有效抵消时间序列数据自身的差异性和异方差，使数据更加平滑；同时凸显参数估计意义，使估计结果更准确。被解释变量和部分解释变量均为增长趋势，可以初步判断这些数据属于非平稳，因此要对数据进行ADF检验。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ADF检验的结果，结果显示各个变量的t值均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各变量都存在单位根。对各变量取一阶差分后再进行ADF检验。各变量一阶差分后的t值均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即一阶差分后的变量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的序列。同时，也表明解释变量即各类农村公共产品对于农业总产值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至此，模型已经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
（二）模型确定
运用计量软件输入新疆1998-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算。拟合优度可决系数显著，说明新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业经济增长模型与样本观测值拟合优度较好；DW值=，基本接近于2，而且变量转换为平稳的数据。因此，该模型是稳定而可靠的，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农村公共产品对新疆农业经济增长效应变化状况。
二、研究结论
文章通过对新疆1998年—201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在文章研究的新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要素中，农用机械动力的影响对新疆农业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随后是化肥使用、农田水利和农村电力。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的弹性系数为负值，说明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直接促使农业经济增长，实质是反映农业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已不能真实反映农村从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当前新疆农村地区受高水平教育的人员的净流出，导致农村智力水平有效实际供给严重不足。
农村毕业论文 第5篇
摘要：农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建设信息化的农业经济管理对我国农业的整体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农业经济;信息化;管理;信息资源
一、农业经济信息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农业经济管理人员对农业信息化不够重视在我国目前阶段的农村中，许多村干部甚至是负责农业经济的会计人员对农业信息化管理都不是很了解，更加谈不上实施和建设农业经济信息化管理体系了。我国农村中农业经济的发展重点也不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甚至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和会计人员简单地认为使用计算机就等同于农业信息化管理，这也导致了地方政府的管理人员缺乏对农业经济信息化管理的热情和主动性。
2.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展受阻当前，我国农民对农村经济信息化管理的概念还比较陌生，这就导致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建设工作迟迟未取得成效，虽然一些地方政府在国家的号召下建立了农业经济信息化管理的专门部门，但缺乏对其运行的管理意识和管理经验，使得这些部门和管理机构都十分缺乏专业性，也导致了农业发展中的经费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在我国农村中还无法全面实现农业信息的共享，使得我国农业信息的数据库建设受阻，无法指导农民获得最新的农业市场信息。
3.审计人员对信息化技术的了解不够专业我国基层农业中的从业人员，甚至是政府部门的一些政府职员的综合素质水平都较低，没有受过专业的教育和指导，这就使他们对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无法充分解决，尤其是一些新的事物和新的技术。在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中，地方政府的一些审计人员没有经过专门的经济管理培训，缺乏信息化的管理意识和管理知识，甚至对计算机的知识都不是很了解，这就导致他们在工作中无法充分的应用信息化技术，也无法获得高效、有用的信息，这也是阻碍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的一个因素。
二、农业经济信息化建设中的.要点
1.增加对农业信息化的重视程度向地方政府充分宣传农业经济信息化建设的相关知识，引起他们的学习热情，并纠正他们对农业信息化认识的错误观点。然后加大政府部门的宣传力度，让农业经济信息化建设走进农民当中，推动农业经济信息化管理的建设，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为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2.对农业经济信息化进行整合和共享建立全面科学的农业信息共享平台，对农业信息制定统一的发布标准和规则，进而推动农业信息系统、网络平台的建设和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充分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农业信息共享。同时采用多种信息化传播平台进行农业信息的传播和分享，将通信、电视广播、新闻报纸等多个媒体平台充分利用起来，提供更好的农业信息共享途径。
3.加强对农业经济信息化建设人员的培训农业信息化管理的整体建设水平取决于农业信息化的建设人员和管理人员，随着信息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农业经济信息化管理手段越来越多样，对农业经济信息化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要定期对地方政府的政府职员进行信息化技术的培训，尤其是涉及到农业经济管理部门的审计和会计人员，以更好地建设我国农业经济的信息化管理。
三、结语
农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建设信息化的农业经济管理对我国农业的整体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毕业论文 第6篇
「摘要题乡村治理
「关键词宗族/农村治理/合作博弈
一、引言
随着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以及“草根民主”观念的普及，农村村民自治和农村治理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尤其赢得了很多社会学家的智慧。农村治理，就是农村公共权威管理农村社区，增进农村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徐秀丽等人（2004）所指出的，治理不同于统治，它不仅仅依赖于政府权威，还依赖于民间权威，或者二者的结合。因此，农村治理不是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而是通过上下左右的互动、合作协商、确立认同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从近代直到现在，治理中国农村的公共权威结构主要由政府、政党和民间三部分组成，其中，政府和政党属于官方的权威机构，他们在中国农村治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治理结构与以前相比还是有了很大变化，政府和政党权威深入农村，国家对农村的控制明显加强。民间治理权威，尤其是一直广泛存在的“宗族治理”受到严厉打击，在建国后的30年里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治理改革，源于体制解体后农村社会广泛出现的权力真空。1982年通过的《_宪法》中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体制。1987年_又通过了《_农村农户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8年开始实施，标志着农户委员会的建设进入了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根本法和具体组织法确立了农户委员会作为农户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农户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颁布，确定了农户委员会不是一级_组织，而是农户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于建嵘（2002）认为，在文本制度上，村民自治是以确认和保护农户个人权利为前提的农村治理制度。目前中国乡镇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农户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农村治理方式，标志着国家行政化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
换言之，农村治理应该是一种基于民主和市场的“合作”过程，是谈判而不是强制的。我们知道，要在谈判的基础上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谈判双方达成的协议必须是能够自我实施的，也就是说，谈判结果必须是一个纳什均衡。但是，从个人理性出发，一次性博弈的纳什均衡很难是“集体理性”的，即结果不会是相互合作，著名的“囚徒困境”表达了这个思想。在一个村庄当中，农户之间是否会相互合作？如果能，则农村治理容易达到所谓“善治”（俞可平，2001）的结果，否则，农村治理必将陷入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上看，在农村治理中，宗族通常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族在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复兴局面，那么，宗族复兴是否有助于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新型农村治理达到所谓的“善治”？以民间权威为主导力量的农村治理意味着农户要有相互合作的动力，而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产生一种能自我实施的协议来约束农户的行为，促使他们进行长期合作？本文的目的是回答上述这些问题。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了农村中宗族治理的产生、发展和复兴的原因及背景；第三部分引入了一个合作博弈的分析框架；第四部分分析合作剩余的来源；第五部分做了一个推广，分析了产权安排与农村治理之间的关系；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农村治理中的宗族：我们知道什么
历史上，宗族曾在农村治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将宗族置于20世纪的历史时段，宗族在村治中的作用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前半叶居主导地位，作用很大；第二阶段即1949年至1979年间，宗族作用潜伏着，没有正式的合法的地位；第三阶段为1980年以来，宗族的作用凸现，但是不如20世纪上半叶那么强大（肖唐镖，2001）。在新中国成立前，宗族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南方地区一直是村级治理的核心。宗族治理依靠的是农户间的相互合作（尽管有国家行为的痕迹），这就要求从长期来看，“合作”比“不合作”的收益更大。尽管乡绅和宗族势力在1949年以后都遭到了严厉打击，乡绅阶层消失了，宗族和宗法制度的合法性被彻底剥夺，但是，宗族势力却没有消失。在宗族销声匿迹的30年中，宗族赖以萌生的先天土壤，成员连结的血缘性和居住的地缘性相契合，在中国农村并没有遭到根本的破坏。即使在国家对基层控制最严的20世纪60～70年代，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仍构成农村庄会的基础，宗族的关系网络成为农户寻求资源和帮助的首选对象（杨善华等，2000）。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宗族复兴对于农村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它意味着农户之间自愿合作的意愿加强，那么，利用农户的这种合作意愿，以民间权威为主的农村治理就可能取得成功。不过，农村的宗族为什么会出现复兴？这种复兴是否真的是农户“合作意愿”加强的表现？
唐军（1996）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族复兴的背景》一文中对宗族的复兴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宗族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复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户委员会的设立及儒家思想的回潮，为宗族复兴提供了需求、空间、际遇和资源的结果。宗族的复兴说明，第一，由于社会还没有为回应农村家庭的求助而建立的正式的生产经营支持机构，于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合作就成了农村生产经营合作最主要的方式。第二，生产经营与家庭利益的紧密联系又在不断地压缩农户可能信赖的合作对象范围，有血缘联带的宗族家庭遂成为农户最主要的合作选择对象。第三，农民委员会与原来的生产队相比，其对农户生活的介入及对社区运转的调控能力大为弱化，这最终导致了农村庄区生活的组织真空，宗族因而有可能以同宗家庭的利益保护者和利益协调者的面貌出现，这是宗族在农户间较易取得信任也较易扩展势力的领域。第四，农村社区的很多方面缺少社会的保护、国家的干预和法律的覆盖，这也为宗族的活动提供了生存依据。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刷下，村庄内部的宗族和宗族联系的日益理性化是非常明显的。在通过复兴宗族和宗族力量可以在新的社会时空条件下获益的地区，宗族和宗族的联系实际上通过市场的力量以一种类似传统的方式出现（刘义强，2004）。但是，这种合作只是短期的，由于外部世界被打开，农户不再将宗族和宗族作为当然的社会联系范围，而是寻求家庭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传统的基于血缘的宗族和宗族这种首属群体的社会连结机制的日渐消解。宗族和宗族意识淡薄，即使亲兄弟之间也很难进行一些长期的合作（刘义强，2004）。
我们可以看到，宗族的复兴是由于农户能够通过“宗族”形式下的合作获得更大的收益，包括从生产、谈判和自我保护中得利。也就是说，宗族的复兴表明了在很多领域，农户之间存在“合作”以获得更大剩余的动力。因此，宗族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成一个村民为获得更大的剩余而相互合作的过程。同样，以农户自愿合作为基础的新型农村治理也可以看作是农户为获取更大的剩余而相互合作的过程，换言之，这个问题可以放在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中进行分析。
三、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
在本节中，笔者引入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分析农户合作的动力和背景。农户间的自愿合作意味着：①合作能够产生更大的剩余；②每个参与人都能从合作中获益，即对剩余的分配是合理的。在一个合作博弈的框架中，我们必须知道的几点是：
1.博弈的初始状态是什么？或者说，村民的保留效用为多少？又取决于什么？一般而言，村民的保留效用就是不合作的时候能够获得的收益。因此，在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农村治理结构以前，农户总的收益减去各种税费支出就是农户保留效用。显然，这个保留效用随着农村治理状况的变化而变化，治理状况越好，保留效用越高，反之反是。这也就意味着，治理状况越差的地方（比如公共品没有提供，公共资源不能得到保护，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农户间合作很少）越有形成新的治理结构的需要，农户的合作意愿更强。
2.合作何以发生？事实上，宗族出现和复兴的一个基本原因便是农村数百年以来的聚居格局。而且，农户聚居的村落一直以来都是封闭的。相对封闭的世居和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来往和联系强化了有关宗族的意识和观念，在农村中人们为争夺各种资源的斗争和冲突则明确了宗族或宗族的边界（杨善华等，2000）。封闭的聚居格局就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最重要的含义首先在于单个农户的信息在村庄中是公开的；其次在于村庄是封闭的，农户不可退出村庄。因此，熟人社会的真正要义在于把农户之间的博弈从单阶段博弈变成了重复博弈。
农户之间难于形成长期合作，与“外部世界被打开”密切相关。从博弈的结构看，农户之间进行重复博弈，意味着农户即使在某一个阶段受到损失也不要紧，因为他更看重长期利益，农户会珍惜自己的“愿意合作”的声誉而不至于为了短期利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外部世界被打开，农户不再将宗族和宗族作为当然的社会联系范围”使得农户决策时面临的是一个一次性博弈。对于一次性博弈而言，只有当合作的收益肯定大于不合作的收益，即合作是农户的占优策略时，农户才会采取合作的行动。
因此，总结起来，合作发生条件有两个：要么合作能够产生足够大剩余①；要么合作是长期的。
3.合作剩余如何分配？一般情况下，合作剩余总是根据谈判能力来分配的。不过，在一个农村中，村民之间的谈判能力取决于农户的保留效用，显然，农户的保留效用是以农户的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越偏好劳动的农户，保留效用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农户，保留效用越高；反之反是。
四、合作剩余从何而来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合作剩余的大小决定了合作能否取得成功。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合作剩余从何而来？
1.生活保障的提供。赵力涛在分析宗族的时候指出，宗族的维持机制有两个，一是宗族仪式，它在确认宗族结构、明确宗族规范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二是日常实践，农户的日常实践活动发生在这么几个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杨善华（2000）进一步强调道，中国农村的宗族组织、宗族意识和宗族活动，固然体现在宗族仪式、宗族象征符号及制度规范等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活生生的东西，存在于农户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刘援朝（1997）指出，宗族组织正是由于它所具有的认祖同宗和族人互济的功能，使同姓农户在心理上获得了保护，从而延续数千年之久。宗族具有的互助和公益事业的功能是其他社会团体所不能取代的，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将在新的时代以新的面目出现，在新的环境下产生新的适应方式。这些论述表明，资源的提供和农户之间的互相救助是日常生活实践主要的表现。显然，族人共济这一方式所提供的生活保障功能是合作剩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抵制外来压力。近年来，中国乡村两级基层_负债严重，财政困难。它们在“压力型体制下”借助乡村准行政性体制加大了对农户税费的征收规模和征收力度，乡村干部的“赢利性经纪”行为突显（刘义强，2004），以至于在很多地方，乡村干部的工作职责变成了抓计划生育和收农业税（费）。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推行，乡村基层_面临的财政困难将更加严重，乡村_不能运转，这会导致乡村_加紧对农户税费的征收，并最终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有研究指出（项继权，2002），财政困难可能导致乡村民主的出现，也就是说为了抵制乡村_对农户的剥夺，农户会联合起来要求更多的自，因此，抵制外来压力也是农户互相合作，实行农户加强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3.村庄或者说农户间的合作，只能在农业范围内提供收益，因此，随着农业收入占农户总收入比重的日益下降，农户选择不合作的可能性增加。但是，在很多有着强大集体经济，尤其是集体工业的农村，乡村工业成为吸收本村农户最主要的载体，而且，与外来务工者相比，本村农户工资、福利更高，也更多地担任管理职务，在这些村庄，村庄为农户提供了收入来源，农户间合作的可能性加强。
4.生产要素、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提供。农户间通过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的共享与合作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劳动强度。对大型农具的共同拥有和使用，则有助于减少农户的生产成本。另外，生产技术和市场信息的共享也有助于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并且增加其收益。
前文笔者论述过，合作有两个条件：要么合作剩余足够大，要么合作是长期的。在某个一次性博弈中，合作可能是所有农户的“占优策略”。但是，这种均衡结果出现的概率不高，因此，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把合作从“一次性”转化为长期的，如何把一次性博弈变成重复博弈，或者说，有没有这种转变的可能？
新中国成立前，村落的封闭性使得农户不能退出村庄，没有退出权又进一步使得农户之间的博弈从一次性博弈变成了重复博弈，声誉机制的作用最终导致了农户之间的相互合作以及宗族势力的强大。改革开放以来，农户的流动增加，村落也不再是封闭的，而是逐渐向外开放，农村庄会正逐渐变成了一个“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尽管单个农户的信息在村庄中是公开的，但是农户可以退出村庄，村庄和宗族不再是农户获得资源的唯一地方，这样一来，农户间的博弈就成了一次性博弈，农户相互之间的长期合作变得困难。因为合作的参与方不能惩罚不合作的参与方，只要外部机会足够好，农户就存在“先偷懒然后退出获得外部机会”的动力或者干脆“获取外部机会而从不与其他人合作”。总而言之，在这种环境下，“声誉机制”已经不起作用了。农户对农村内部合作需要程度的变化会影响农村治理模式的变动。农户对合作的需求越强烈，农户达成合作的可能性就越高。
五、一个推广：产权安排与农村治理
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知道，要保证农户间的合作，就必须保证，至少从长期来看，合作的收益比不合作的收益要大。一般情况下，只要博弈是重复的，对于效用函数和劳动生产率相同的人而言，合作收益通常是大于不合作受益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若是能够保证博弈是可重复的，农户间就会选择合作。不过，在人们的效用函数或者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情况下，合作的达成就要困难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在合作的情况下，分配往往是平均主义的，由于信息缺乏和合同不完备的原因，从而按贡献分配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假定农户的效用函数取以下形式：
U＝a[，i]Lp[，i]＋b（24－L）
其中，L表示劳动投入时间，p表示劳动生产率。i＝1，2表示两个不同的农户。首先考虑效用函数的不同，即a[，1]≠a[，2]；b[，1]≠b[，2]；不失一般性，假定a[，1]＞a[，2]；b[，1]＜b[，2]；也就是说，农户1更加偏好劳动，而农户2更懒。此时，如果农户2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事实上，农户2几乎总是不合作，因为这样他的效用更高），与两个农户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相比，农户1对农户2的惩罚更困难。考虑一个两阶段博弈：农户1在第一阶段不合作，如果在第二阶段农户1以不合作做为惩罚手段的话，他的惩罚措施必须足够强，使得农户2不合作的总效用低于它合作的总效用②。如果农户2足够偏好闲暇，那么农户1就必须采取“彻底”的惩罚措施，但是，“彻底”的惩罚措施，比如说完全不干活，也会大幅度降低农户1的效用，因此，农户1不大可能采取很“彻底”的惩罚措施（否则自己遭受更大的损失）。这就说明，在效用函数不同的情况下，（不合作）更加可能成为农户间博弈的均衡结果。同理，在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情况下（即p[，i]的取值随农户不同而不同），只要分配方式不是完全按照贡献进行（完全按照贡献进行意味着信息是完全的，而且农户的贡献是能够被证明的），那么也会导致不合作的结果。
农村毕业论文 第7篇
1、旅游业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既是奇山秀水、名胜古迹、风情民俗等传统旅游资源的富集地，又是自然生态、田园风光等现代旅游资源的分布地。依托农村地区在旅游资源方面拥有的特殊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实现“大农业”与“大旅游”的互相渗透融合，是加快发展我国现代农业的一条有效途径。
发展乡村旅游，对于农业来说，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拓宽农业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发挥农业在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特殊功能，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农业体系；对于农村来说，有利于吸引城市的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促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以旅助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培育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对于农民来说，则有利于开阔视野、更新观念、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实现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近几年旅游业的发展给农村地区带来了很大变化。如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乡村旅游示范点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新气象。位于西部地区的广西恭城县的红岩村，20__年，80万人次的游客给这个瑶族小山村带来了农户人均增收20__元的效益，一些家庭更是收入突破了10万元；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的鱼米之乡江苏常熟市蒋巷村，从20__年以来着手开发农业旅游，20__年接待游客50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已达到万元。据测算，该村经济增长中的15是靠发展旅游业实现的。很多具体事例表明，是乡村旅游将“三农”推向了市场，使其成为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从而与解决好“三农”问题实现了全面对接。用_中央和_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来衡量，大多数示范点基本达到了标准。
实践已经证明，发展乡村旅游，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发挥旅游业在建设新农村中的特殊功能和作用，国家旅游局已确定20__年全国旅游的主题为“中国乡村游”。宣传口号为“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并在年初召开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期间，召开了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座谈会，要求农业旅游示范点与时俱进，率先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样板；还要求各省区市旅游部门将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本地区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和措施。
2、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状况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分布地区。目前，我国各地开展的乡村旅游目前主要分布在如下三种类型地区：
①景区边缘地区。我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均处于乡村的包围中，这里多是我国乡村旅游业开展最早的地区。基本是三个发展方向：其一是，以农民自筹资金承包的山林地为资源兴办旅游业。其二是，在旅游农业（为解决物质供给问题，在景区周边农村围绕旅游市场需求发展起来的特种农业。如特菜种植业，特种禽、畜、鱼类的饲养业，商品花卉种植业，土特产品加工业和生产民族特色装饰物的工艺型农业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观光、学习、教育、参与等功能的乡村旅游。其三是，依托景区开展以家庭接待为主，融入一些乡情活动的乡村旅游。即称之为民俗旅游的“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
②老少边贫地区。老少边贫地区的乡村旅游业是继景区周边地区之后，在国家旅游扶贫政策的指引下陆续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区多为山区，至今还保留着近乎原始而秀美的自然环境、传统的农耕文化和淳厚、完美的民族习俗。原始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景观、原始的乡情习俗，构成一个个特色浓郁，带有极强的文化与生态色彩的乡村旅游地。
③都市郊区。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来讲，不同性质的城郊在乡村旅游内容的构成上有其相同的部分也有各自的特色。在大都市发达的工业文明的辐射下，郊区已进入现代农业文明阶段。现代农村聚落景观、现代科技农业景观、融入现代美观念的各种观光农园，以及美化了的自然环境构成大都市郊区的农业观光特色等；除此之外，对都市人具有持久吸引力的是一年一度的各类采摘旅游和务农旅游。目前，郊县乡村旅游的开发已初见眉目的如湖北随州市，这里是以我国传统农业文化为特色的农业旅游区。
我国乡村旅游的现状与问题。乡材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个新领域显示出“生命”初始的无限生机，旅游经济的附加改变了农村单一经济的结构，起到了兴一处旅游富一方百姓的目的。目前，我国的乡村旅游在国内市场上，表现出对旅游景区、农业生产的收获活动和传统节庆活动的极大依托性。这突出表现在游客对乡村旅游部分活动项目的偏爱上。国内游客参加频率和重游率最高的乡村旅游项目是：以“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内容的民俗旅游；以收获各种农产品为主要内容的采摘旅游；以春节、十五、端午、重阳等民间传统的节庆活动为内容的乡俗节庆旅游。
据调查发现，民俗旅游基本上只是提供家庭接待服务，而乡情民俗的意味并不浓。这些农家旅店均分布在旅游景区周围，为周末来郊野景区游玩的旅游者提供食宿服务。为适应城里人的习惯，农家屋都布置得像城里的小旅店，正餐除传统的农家饭外，也为游客提供包桌及大菜烹调服务，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内容开展得并不多，甚至没有。白天游客在景区里游玩，农家乐本应体现在夜生活中，然而这里的夜生活多数是看电视，有的家庭学着城里人买回VCD机乃至组合音响和激光灯，开辟简陋的迪厅供游客享用。唯一有点农村野外风味的是晚间的篝火晚会。距离景区稍远的村庄便无人光顾，体验乡俗民情的成份很低。
秋季采摘旅游是目前这三项活动中参加人数最多，参加者的年龄、性别、职业的构成面最广的。这是观光、参与性均很强的活动。我国开展的采摘旅游不只是为体味收获果实的感受，同时享有所收获的果实，有相当数量的游客在采摘中，对果实的数量和质量的在乎程度远超过参与收获过程的心理感受。因此在各采摘点（特别是果园）均堆放着被旅游者摘下又弃之的水果。从而可以看出，国内旅游者对物质满足的需求多胜于对精神满足的追求。
3、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思路
乡村旅游应沿着与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紧密结合的方向发展。明确这一发展方向是使之规范化、健康、高速发展的根本保证。生态因素、文化因素本来就是乡村旅游得以兴起的根基。乡村旅游开展所依托的资源，不是先人遗留下来的、死气沉沉的、被称作凝固乐章的静景观，不是靠恢复、模仿而再现的历史场景，不是失去原有自然环境的高度浓缩在有限空间中的民俗风情，而是世代伴随人类繁衍、进化，充满生气与兴旺景象的能将游人融于其中的环境、氛围和活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只有贴近自然的才是永久属于人类的。同时乡村旅游也是保护原始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最佳方式。正是在人们意识到环境的恶化将使人类失去栖息地，文化一体化将是人类最大的悲剧之后，乡村旅游成为城里人青睐、追求的新方向。我国的乡村旅游不能只停留在观赏、采摘的表象繁荣上，必须走与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相结合的道路，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挖掘民族文化中丰富的营养，才能持久而兴旺地发展下去。
开发高质量的乡村旅游产品，带动、引导国内市场需求向高层次发展。什么样的产品是高质量的。“越是自然的才越是人类的，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这一指导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思想原则在这里受到最严格的检验，也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在现代科技农业观光产品中，应加强传知授教的教育内容，使游人通过旅游获得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开辟生态农业区，应为游人提供参与活动的充分空间，培养扶植生态农业接待户，以旅游经济的附加来保证生态农业的发展；在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老少边贫地区，要加强开发区的'文化含量，增加度假型、参与型旅游产品的开发，以适应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的需求。
加强乡村旅游的研究。目前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前景预测上都面临着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一是现代与传统的撞击问题，其二是农业经济与旅游经济结合的形式问题。现代文化已进入工业文化和后工业文化时期，而传统文化的保留区，基本还是停留在农业文化时期。两种文化时期，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还是社会意识等都存在着极大的差距。而最突出、最直观的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这对于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环境中的人们是不可抗拒的诱惑。而作为有过这种享受的人又无权阻止、限制这些刚刚开放眼界的人对外界事物的追求。很多传统文化就是在这种自觉自愿的向往美好的心态下，由于无人继承而消亡的。旅游是文化交汇的窗口，乡村旅游又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交汇的最前沿。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中，要使这种冲撞化解，使现代与传统得以交融。
